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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壁画作为一种古老而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形式，一直承载着文明的记忆和智慧。在文字诞生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先民就在幽暗的洞穴岩壁上，用赭石与木炭勾勒出野牛的轮廓、狩猎的场景与神秘的图腾。从原始社会的洞穴壁画到庙宇石窟中的丹青化境，壁画不仅是一种视觉享受，更是文化、历史与情感的表达。
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米开朗琪罗创作的西斯廷教堂天顶画、拉斐尔的《雅典学院》……西方的许多传世名作皆为壁画。但若说起中国古代壁画，不仅现存于世的原作寥寥无几，相关画师的名字也一时难以列举。
在中国传统文脉所构筑的殿堂中，艺术价值的冠冕向来由文人执掌。自宋元以降，清逸超然的审美理想成为审美标杆——在生宣熟绢之上，以水墨渲染胸中丘壑，笔锋流转间追求的是“逸笔草草”的天趣与书卷气。这类创作被奉为“心画”，是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优雅外化。相形之下，壁画则是另一个宇宙。它诞生于烟熏火燎的脚手架之上，是集体劳作的结晶。画工们无暇留名，他们以矿物研彩，以精铁般的线条勾勒，耗费经年累月之功，只为在冰冷的墙壁上唤出一个流光溢彩的信仰世界。这般恢宏、精密、服务于宗教仪轨的“匠作”，在以“抒情写意”为主导的美术史长卷中，自然成了被轻轻翻过的一页。例如敦煌壁画的创作者大多没有留下姓名，而永乐宫壁画的作者朱好古、马君祥及其门人的相关资料也相当粗略。
更深的寂寞，源于其存在本身的悖论。最辉煌的壁画，往往藏身于最幽闭的“秘境”。它们或与风沙为伴，深锁于大漠石窟，如敦煌莫高窟；或隐于山间古刹，如法海寺。它们的生命与建筑墙体同呼吸、共命运。一场战火，或者仅仅是时间的潮气，都足以让满壁风华坍圮为泥。这与依托于可移动画布、被贵族争相收藏的名作，命运迥异。中国古代壁画从诞生之初，便与一种悲壮的“不朽”相连——它追求永恒，但其载体却最为脆弱；它意图教化众生，但其真容却难为众生所见。这种辉煌与孤寂的共生，灿烂与隐匿的合一，构成了东方壁画艺术最深邃、最动人的底色。
于是，在探访过不少考古遗址与庙宇古建之后，这一次，我们把目光投向传统壁画中最为耀眼的四处——敦煌的恢宏、永乐宫的庄严、法海寺的精微与毗卢寺的玄密。希望这些本该照亮一个时代艺术巅峰的杰作，不要在历史的传递中逐渐失声，成为沉默的坐标，它们值得被讲述、被凝视。
我所探访的法海寺在北京西郊翠微山南麓，外观古朴无华，与皇家宫苑的富丽迥异。正是这种低调，让大雄宝殿内的景象，成为一场足以重塑认知的“视觉突袭”。
殿门在身后轻轻合上，市声与天光一同被隔绝，瞬间进入一个瑰丽的、似乎依旧在呼吸的鲜活世界。77位天神、帝后、鬼怪徐徐“行进”，壁上所绘人物、禽兽、神怪和草木不仅形象真实美好，而且生意盎然，组成了一幅幅或清新明净，或庄严肃穆的佛国仙境画面。最出名那幅“水月观音”高3米多，飘飘衣袂在美术史上堪称一绝，而对于一个普通观者，最直观的震撼来自观音的双眼。低垂的眉眼间是无尽的慈悲与宁谧，周身笼罩在一轮清冷的月华之中，无论你与之正面对视或是随意走去哪一个角落，观音的目光始终落在你的身上，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追求的那种“被看见”吧。那一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什么是“宝相庄严”。
大殿外，松风穿过鳞状的树皮，像是时光本身在呼吸。这声音，与殿内壁画上凝固了六百年的衣袂摩挲声，与画师当年在脚手架上的屏息和所有短暂凝视过这片丹青的观看者的心跳，叠在一起。原来，真正的“看见”并非单方面的凝视，而是一场相遇。每个与之相遇的人，都成了它故事里的一个句子，在无言的墙壁与流动的岁月之间，完成了某种互证。而艺术，正是在这种静默的托付与注视中，穿过时间，获得它最谦卑也最坚韧的形态。